Chinese New Ye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 for all Chinese, nowadays become the world’s popular celebration. Here is some interesting data news about the Chinese New Year.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也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不管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亦或是在家乡打拼的劳动者，春节都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在此我们特别集合了关于中国春节的一些数据新闻作品：

“爆竹声中一岁除”，鞭炮烟花一向是庆祝春节的传统，在“雾霾”屡被提及的时候，烟花爆竹对空气的影响能有多大？

1. 鞭炮对空气质量影响有多大？数据告诉你

（原文来自【新华网】，详情请点：鞭炮对空气质量影响有多大？数据告诉你）

临近春节，烟花爆竹市场逐渐升温，而人们对于空气质量的担忧，也让各地关于烟花爆竹的相关禁放措施受到广泛关注。那么，燃放烟花对空气质量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年味”和“空气质量”之间真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燃放烟花爆竹导致PM2.5浓度飙升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大量燃放烟花爆竹对大气中颗粒物浓度、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增加有明显影响，特别是对细粒子浓度贡献最大，燃放期间PM10和PM2.5质量浓度分别可达平时的4倍和6倍。         另一方面，根据环保部相关监测显示，随着“禁放限放”措施的落实，除夕至初一期间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城市数量明显减少，空气污染程度有所减轻。

气象条件对污染物扩散影响显著

污染物浓度排放进入大气后，其扩散传输和转化主要取决于气象条件。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气象条件下，同一污染源排放所造成的地面污染物浓度可相差几十倍乃至几百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稀释的气象条件将降低污染物的浓度，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将造成污染物的累积，引起浓度升高并造成持续性污染。

以2016年除夕为例，从当天晚间7时起，受燃放烟花爆竹影响，北京市PM2.5浓度开始呈上升趋势，凌晨0时至1时，由于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全市PM2.5小时浓度明显跃升，凌晨2时每立方米浓度达到峰值700微克。由于除夕夜间北京市地面为静风，污染扩散条件明显转差，PM2.5浓度达到峰值后的回落速度较慢，除夕后半夜全市PM2.5浓度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460微克/立方米以上）。

“禁燃令”带来改变与思考

我国多地都出台了不同程度的“禁放限放”措施，以北京为例，2017年春节期间，北京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将进一步缩减，销售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在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时暂停销售、配送烟花爆竹，全市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近年来，北京的烟花爆竹销量逐年减少，不放或少放爆竹成为“新风尚”。据北京市政市容委环卫处统计，除夕6时至大年初一6时，北京市环卫共清运爆竹残屑412.99吨，同比减少33.81%。值得一提的是，日前河南“禁燃令风波”引发关注，有关部门的初衷虽好，但也不能缺少科学的决策。春节燃放烟花炮竹，虽在一定范围和时间段影响空气质量，但其是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传统活动仍然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犹为突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也应经过充分调研，切不可脱离了民意。

看天放烟花，兼顾年味和空气

减少烟花爆竹燃放的确有利于降低空气污染程度，但想让年过得尽兴，与其光靠管控，不如根据天气情况科学燃放。中国气象局以及很多地区的气象部门尝试发布烟花爆竹燃放气象指数。例如中国气象局综合考虑影响烟花爆竹燃放安全、污染物扩散条件和空气质量等三方面因素，将烟花爆竹燃放气象指数分为适宜、不太适宜、不适宜和极不适宜等4级。当指数达到4级时，建议不要燃放。

2. 雾霾又要来 京津冀的天空谁更灰？

（原文来自【财新网】，详情请点：雾霾又要来 京津冀的天空谁更灰）

当京津冀地区的人们刚送走2017年的跨年首霾，还在享受久违的蓝天之际，新一场的雾霾正在迫近。中央气象台预计，1月15日至17日，华北、黄淮及东北平原地区霾天气将有所发展并逐渐加重。其中，16日至17日为最强时段，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将先后出现中至重度霾。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1月13日，自2016年入冬以来北京地区已经历六次空气重污染过程。

环保部的数据显示，自2013到2016的三年间，京津冀三地中，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从第三名“上升”到第一名，达到72微克/立方米。意外地，河北2016年的PM2.5平均浓度已经低于北京。环保部称，京津冀三地以及全国（74城）的PM2.5浓度均呈现出连续下降的态势，且幅度较大。按照空气质量指数对PM2.5的分级，结合三地的年均PM2.5浓度来看，2016年京津冀三地首次集体由“轻度污染”进入“良”的等级。但不争的事实是，京津冀的PM2.5浓度依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换句话说，过去一年，京津冀地区的人比全国人民多吸了近一半的霾，而全国平均水平又是达标值（35微克/立方米）的1.4倍。

“春运”是中国大陆在农历春节前后发生的一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及堵塞的现象。春运期间客流量非常大，近十年来，每年春运的客流量都超过中国大陆的人口。春运一般发生在春节节前15天及节后25天左右，因此每年春运约40天。

4. 春运抢不到火车票的人怎么回家？

（原文来自【网易新闻】，详情请点：春运抢不到火车票的人怎么回家？）                    在火车票变得越来越一票难求时，铁路建设依然严重滞后于公路。进入90年代以后，铁路客运量占比下滑到了个位数，从1997-2012年，铁路周转量也长期比公路低20-25个百分点。在此期间，中国公路建设快速增长，运营里程增加了三倍多，客运量增长了2.5倍，而同期铁路运营里程只增长了不足50%，客运量增加90%。

而人们在讨论火车票为什么这么难买时，无力去追究到底有多少火车票被铁路系统内部预留，车票又是怎么分配放票的等机密问题，经济学专家们更热衷的解决方式就是让火车票价涨价，所谓稀缺产品应该服从市场需求规律定价，通过价格规律调整供需矛盾。可是到底应该涨多少，才能让人心甘情愿放弃回家呢？

早在1989年铁道部就出台了涨价策略，当年9月开始票价上浮112%，铁路客流量自此连续下降28个月。1995年再次涨价127.7%，铁路客流量当季同比下降了15.9%，在紧急把票价下调20%后，翌年春运期间的客流量仍然持续下降。车票涨到高峰时，一张京沪间的卧铺车票票价已经接近民航机票的70%，铁路在航空和公路的竞争压力下几乎优势全无。

2001年开始铁道部再次声称以调节客流为目的涨价，连续六年，每年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上浮15-20%，最多不超过40%，这种上涨幅度相比16年前几乎不值一提。就结果来看，除了为铁路增加营收，也几乎没有任何调节客流的作用。

2001-2014年之间，尽管春运铁路客运量稳步增长，但占客运总量的比例一直在7.5%左右徘徊，最低时下降至6.9%。总体客流的增减情况基本跟公路运输一致，但对铁路运输影响甚微，甚至在春运总客流下降的情况下，铁路客流依然稳步上升，相对廉价的铁路对其主力使用人群来说几乎就等同于刚需。

一直到2014年，高铁班次大幅增加，铁路客运量全年占比才终于又恢复到20年前的两位数。而这时，在占春运旅客发送量六成以上的北上广深，大量高铁班次淘汰了原来的硬座车，几乎等于变相涨价，一张广州到武汉的高铁二等座520元的价格已经是硬座票的三倍有余，而2015年中国外出农民工的数量达到1.7亿，人均月收入则是3359元。

2015年，2.5亿的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比2000年时涨了整整一倍，人口流动状况远远甚于90年代，人口往城市迁徙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时至今日，靠涨价来解决春运抢票难的呼吁依然不绝于耳，但最可怕的是火车票价已经涨了3倍，还要呼吁继续涨价，最后该抢不到票的还是回不了家。

5. 结婚率远超发达国家，中国家长都是怎么想的？

（原文来自【网易新闻】，详情请点：结婚率远超发达国家，中国家长都是怎么想的 ）

每逢春节被逼婚这事还不算中国特色，在当代日本，大龄未婚女性同样面临被嘲讽成剩女的压力，前两年还有日本媒体调查显示年轻人回老家最讨厌听到的话排名第一的就是“什么时候结婚”排第二的是“有没有对象”，但即便如此，找对象这事在多数情况下还是靠自己操心的私事。

相比之下，大概很少有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这样对干涉子女的婚姻如此上心，诸如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的壮观景象在世界上大概也是颇为罕见的，而如直接把父母请上电视让他们理直气壮插手子女婚配这样的场面更是闻所未闻。

无论媒体如何炒作剩男剩女现象，就事实而言，相比英法德日这类发达国家，中国人的结婚率依然高得惊人。30-34岁的中国未婚女性不到5%，同年龄段的男性结婚率也比其中数字最高的法国高出近20个百分点，比日本更是高出30%，就连25-29岁之间的年轻人粗婚率也要比日本高出一倍。

用个不具严谨性的相关联想，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进入成熟的现代社会，大概从其国民的结婚率上可见一斑，因为城市化进程、高等教育普及率、社会环境多样性及对个人选择的宽容度等因素对结婚率都有影响。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只比30年前延迟了1岁而已。而根据联合国统计，英法德日等国人口的结婚年龄普遍早已延迟到30岁之后，二十五六就早早结婚的中国人根本算不得晚婚。先接受了上述背景设定，再来看中国人结婚为什么越来越晚就很好理解了，除人口政策之外，大学扩招可能算影响最大的始作俑者。根据研究显示， 2000-2010年这十年之间，高学历女性人口比例增长了25%，如果没有1999年后大规模的高校扩招活动，2010年25-28岁女性已婚率要提高10-17%。

然而根据中国婚姻市场默认的匹配规则，即男往下找，女往上找，高学历男性的寻偶范围显然比同等学历的女性广得多。人口普查显示，25-44岁夫妻中，丈夫学历只有高中的家庭，妻子学历更低的比例还有近5成，而丈夫学历是研究生的，只有2成左右找了教育水平相当的配偶。至少就统计数字而言，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的状况的确是残酷的，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对女性而言，对其教育水平的投资虽然能提高在劳动力市场的成功率，但也导致了其在婚姻市场的失败。

不过上述对高知女性结婚难的忧虑显然还忽视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大龄未婚男性择偶竞争压力要比女性大得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5-29岁之间的未婚男女比例为166：100，而30-39岁之间的未婚男女比例则为279：100，即每100位未婚女性对应279位未婚男性。

此外，那些逼婚心切的家长们还需要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初婚解体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即首次婚姻的离婚率也越来越高。根据由北京大学主持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显示，在控制了户籍、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影响因素之后，2010年中国人初婚解体的风险率比30年前增加了6.9倍，离婚夫妻的平均婚姻存续时间从1980年前的16.8年降至3.8年，即在已离婚的夫妻中，首次婚姻的维持时间平均不到四年就结束了，其中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给了中国女性更多的自主选择，使得离婚不再是一件需要赌上终身的事。

在看完了以上，你还觉得对当下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在众多决定人生幸福与否的因素中，结婚是一件急切且压倒一切的事情吗？

6. 过年回谁家？数解春节的“亲情题”

（原文来自【新华网】，详情请点：过年回谁家？数解春节的“亲情题”）

就在大家喜迎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刻，很多老家不在一个城市的夫妻却往往出现“过年回谁家”的纠结，而对于独生子女居多的“80后”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格外严重。那么，面对这道亲情题，大家的答案是什么？这个难题又该如何解？

流动的人口，普遍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很多夫妻往往来自不同地方，且随着“移民城市”的规模不断增长，出现这一情况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虽然在传统观念中“女方回婆家过年”是“天经地义”，但随着独生子女夫妻群体的壮大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再墨守成规。而要想在为期一周左右的春节做到婆家娘家兼顾，对于绝大多数夫妻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回谁家过年”的确已上升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何去何从，大家都怎么做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将近30%的受访者表示目前一般都是回男方家过年；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心里都希望采取“轮流制”，一年一家，或者干脆把父母接过来一起过年，但考虑到父母身体条件或自身居住条件等原因，只得作罢。亲情题要用“情”来解

每年临近春节，就会有媒体报道关于夫妻就“回谁家过年”而吵架。调查显示，虽然这种情况在57.8%的受访者身上并不会出现，但仍有23.3%的人表示确实会因此而闹矛盾。

夫妻争着回自己家陪父母过年，出发点都是为了尽孝，但若因此导致感情出现问题，甚至让婚姻出现危机，就未免舍本逐末。在此小编就对夫妻过年回家的几种解决方案做个“评估”，供大家参考：据统计，我国“空巢老人”约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子女平时就不在身边，往往让老人对春节等节日特别敏感和在意。因此，子女也应“常回家看看”，多关心父母的生活，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内心的落差感。此外，双方的老人也要有所作为，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少给孩子“出难题”。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婚姻。“过年回谁家”不应是一道抢答题或单选题，夫妻之间多一些理解，用智慧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或许就很明朗了。

7.除了中国 还有哪里的年味儿浓？

（原文来自【财新网】，详情请点：除了中国 还有哪里的年味儿浓？）

出现在唐人街中的海外华人华侨以闽粤籍贯为主，在东南亚地区数量最多

猴年进入末尾，中国人正式进入“等过年”模式。在中国人张灯结彩，燃烛放炮庆祝丁酉鸡年之时，你是否会好奇，在全球哪些角落，华人欢呼雀跃的声影最为热烈？唐人街与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兴盛，依靠的是庞大的华侨与华人群体。“华侨”在国内亦被称作“海外华侨”，主要指长期居住在国外但尚未加入外籍的中国公民，他们仍然受中国法律保护。而“华人”，一般指“外籍华人”，则是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或是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截至2014年，已有超过5千万华人侨居在全球198个国家，构成了当今海外华人发展谱系的基础。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等传统移民国家是华人分布的主要地区。全球外籍华人中，以广东、福建籍贯的华人占比最多，分别超过3000万人和1580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与北美洲。人们常说，走进欧洲街头的中华餐馆，老板通常是个温州人。来自浙江的外籍华人有202万人，其中一半都在欧洲，其次在亚洲、北美洲。在华人占当地人口比例较高的社会，华人社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地位也更高，例如新加坡一直以来都被称作华人社会，因为华人比例超过七成。马来西亚与泰国紧随其后，华人占比分别为23.40%与14%。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移民国家，近年来引进外来人口的举措频出，华人在当地比例均超过了4%。而在一些南美国家，如苏里南和委内瑞拉，华人人口也保持在一定的比例。

华人和华侨不仅对上述国家的经济产生着影响，对中国的经济也有着反哺作用。例如在广东这个传统侨乡，据新华网2016年12月的一篇报道，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李贻伟说在一个侨商论坛上提到，到当时为止，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广东投资约有6.2万家，总投资达2600亿美元，占外来投资60%以上。侨资对当地的经济贡献明显。